[63]在防卫行为本身并不过当的情况下，以死亡结果的出现作为认定过当的关键因素，表明我国的相关论者在防卫过当的判断上，采取的是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行为后的判断标准。
何况立法者并不能充分预见未来的事态，对于预料之外的事实机械地适用规则很可能使事态进一步远离预测，最后形成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累积式乖离[6]。实际上，西方已经有些学者试图把理性的个人选择以及公共选择概念与历史唯物论结合起来，进而采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和数理方法对马克思学说进行重新认识和诠释。
要么是一个强人（统治者），要么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厅，只有当这样的机关成立之后，才能避免一人一是非的状态。德国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的著名发展图式将其定位。在这个意义上，应当重构中国法律秩序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主要是加强市场法理（这个价值元素的比重和核心地位，并相应调整所谓指令法理、共同法理与市场法理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主要理论命题是：（1）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差异，特别是资产阶级财富的不断增加会导致社会纠纷以线型特别是各种曲线的方式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那种绝对化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让各种制度不断经历批判理性和反思理性的洗礼以及正当根据的检验，克服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权力异化，不断趋向公平正义以及民主理念。
（一）正统化机制的理性设计 回溯西方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可以发现，当时欧洲面临的最大政治课题是，把个人从中世纪的身份关系中解放出来，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构成市民社会，以满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生产要素流动化的需求。他把法律的合理性分成形式合理性（对应于市场机制）、实质合理性（对应于国家活动）、反思合理性（对应于社群自治）这样三种类型，并提示了如下考察的多维度格式（图1）。所以自古以来，文艺作品中鲜有代表大众正义的律师（波士纳，第40页）。
所以有政治问题法律不管不判的学说，以便坚守司法的疆界，将法律与其他政治程序隔离开来。事实上，从法院系统发布和大众传媒报道的案例来看，法官脱离程序调解判案，跟法律技术的难易似乎并无因果关系。当然，改革审判方式，离不开审判者自身的改造。欧洲的肖像纹章之学(iconologia)，过去念中世纪文学时钻研过一阵子。
这个道理，拿来衡量中国的司法改革，则可知道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局面，还有一段长路要走。蒙眼不是失明，是自我约束，柯先生写道，是刻意选择的一种姿态……真的，看的诱惑，君子最难抗拒，特别是克服屏障而直视对象的诱惑。
读到第五章，有这么一个故事，印象颇深：天庭上的众神失和了，世界处于灾难的边缘。（第1232页）这句话现在已经当作格言收入法学词典，每每被人引证。榜上最末也是名单最长的一栏叫做柯维尔之友，是上一年给母校捐了五百至九百九十九美元者的荣誉。这也是法治社会的通病：大多数人，包括中产阶级，实际是排除在大部分程序之外的。
一是政府做事（无论人治法治），须满足老百姓对正义的企盼。柯先生生前以博学及献身公益事业著称。画的是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历史》（卷五）记载的一个故事：康帝(Cambyses)是波斯大帝居鲁士之子，性格凶残多变，曾攻入埃及肆虐而终于发疯。她在地中海文明圈的诸民族中有不同的名号。
指望的是，法庭上旁听人员随意走动、喧哗、交头接耳，传呼机、手机此起彼伏，当事人未经法庭许可随意发言的现象，能够从此消失（《人民法院报》网络版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七日）。这意味着，某些老百姓期待享有的权利，虽然在现阶段不受司法保护，却是有法理依据的。
老百姓心目中的除恶扬善报仇伸冤，说的都是实质正义。此画是佛兰芒画家戴维（Gerard David，一四六〇－一五二三）为布吕日（今比利时西北）市政厅创作的。
每次通知，从来不忘附一只捐款信封、一张鸣谢榜。大法官（兼祭司）西桑尼(Sisamnes)受贿，康帝大怒，下令剥皮处死在凯瑞蒙诉德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在把握《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2款精神的基础上，通过个案审理明确了前案裁判对后案审理被告人的罪行产生预断的内涵和外延，并以此发展出了审查是否形成审前预断的判断标准.。G同时是Euro 7 Fernseh- und营销有限公司股东和总经理或之一。[2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假设呼吁捐款和未经授权使用捐赠基金的负责任只有一个，那么G显然是在保护凯瑞蒙免受刑事追诉。
凯瑞蒙上诉维权的前提必须是他的合法权益直接受到判决的影响而不是间接受到判决的影响。当然，基于保障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法院在审理犯罪的过程中有必要在一定程度内对外披露某些犯罪信息，但也同时应当告知公众该犯罪嫌疑人尚未被定罪处罚。
[摘 要]防止前案裁判对后案审理的被告人罪行产生预断作用是禁止公权机构审前预断的表现之一，体现了无罪推定的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权保障的实现程度及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方向。[29] 德国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在审理G、E、T共同欺诈案件后，将涉及凯瑞蒙描述的判决书在法院网站上公布，并附加了一段评论，称判决是终局的对三个被定罪的人有约束力。
即对凯瑞蒙在整个犯罪行为中的所发挥的作用、在犯罪组织中的地位进行评价是法庭查明本案事实、核实有关证据、确定3名被告的定罪量刑所需要的，而且这种参考只是局限于施加了特别注意的描述，法庭对有关措辞进行了必要的注意，这不等同于认定。欧洲人权法院作为保障人权的主要机构之一，通过个案的累积逐步就防止前案裁判对后案审理形成预断达成共识，并发展出审查判决书中的有关描述是否形成审前预断的基本思路及标准，以此约束法院的审判行为、树立正当程序理念、保障犯罪嫌疑人无罪推定的权利。
《公约》第6条第2款旨在保护刑事审判的公正性，以使审判不受含有偏见的声明影响。而凯瑞蒙作为Yeni Dunya Iletisim A.S的管理委员会主任，在这次犯罪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0] 法院的调查结果主要来自于T、E、G的供述。申诉人凯瑞蒙只有在针对他的刑事审判生效后，才能提出其无罪推定权受到侵犯的主张。
该案的审理及判决强调了正当程序制度保障的重要性，体现了欧洲人权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完整立场，对我国完整确立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以保障公正审判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了决定这个问题，法院必须确定是谁制定了滥用捐款的计划以及在此基础上由谁给了谁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可避免的需要描述凯瑞蒙在犯罪中承担的具体作用以及其涉及犯罪事实的主观意图。
而T和E作证说尽管G是该团伙在土耳其的首领，但在整个犯罪集团中，凯瑞蒙则发挥了更重要的主导作用。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唯一一个出现公正审判的条文。
[10]因此，法院认定G并非处于犯罪组织中的顶层位置。2004年11月10日，陈金权因本案被再次逮捕。
相反在符合一定条件时也有可能并不违反无罪推定。2014年1月24日，欧洲人权法院第五审判庭认定德国地方法院的判决并没有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综合全案，有5位法官认为在判决书中涉及凯瑞蒙的描述未超出起诉及庭审调查的范围，描述内容不仅需要客观陈述，对涉及主观因素的评价也是必要和适当的。2008年3月11日，法兰克福检察机关对凯瑞蒙和其他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分案处理，分别对他们展开刑事调查，并率先对G、T、E提起公诉。
[8] ECHR, Karaman v. Germany, no. 17103/10. [9] 自1998年以来,一个特定的节目频道的广播的时间表已经分配给非盈利协会Deniz Feneri Yardimlasma Dernegi，该协会由土耳其电视台7频道人力资源主管且由协会董事会成员创立，节目在土耳其和德国播出时，协会承诺了慈善款项的援助项目并呼吁社会各界勇跃捐款。这包括陈述全案时涉及凯瑞蒙的客观行为，也包括凯瑞蒙在案件事实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主观性描述。
此处涉及到的最大争议便是，无罪推定原则是否适用于地方法院所作出的认定凯瑞蒙有罪的判案件。它对申请人凯瑞蒙的最终判决结果仅仅产生间接影响，就像媒体报道对诉讼所产生的影响一样。
因此，联邦宪法法院于2009年9月3日做出驳回凯瑞蒙申诉的裁定。包括法院自身在内的任何公权机构对他人做出的有罪断言只要危及他人的公正审判，即构成审前预断，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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